Category Archives: 关于摄影和设计

  摄影界的流行病，是一种虚伪的纯朴风。中国的摄影家有那么一种浓重的农民情结一样，一上手便把镜头对准了农民，到现在也对农民不依不饶。     摄影界的这种毛病的表现较为复杂，大体可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的纯朴表现在那些从小身居城市，吃商品粮长大的摄影家身上。他们在城市中呆腻歪了，然后想到山野村落中走走。他们自命是对农民和乡村生活充满了热爱，并且自命为到农村去拍照片是什么“回归大自然”。于是他们借出公差或者是假期的机会，或者干脆就是请“创作假”（所谓的摄影“作品”竟然是在创作假里造出来的，真是见鬼了！），而且内心还很神圣地奔赴那些穷乡僻壤，而且还是越穷的地方越好，不穷的地方不过瘾，最好是穷得一家人只穿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的那种地方，才是他们认为摄影家创作的好地方。他们奔赴那里，拍农民的生活，拍农民的表情，拍农民的黑黝黝的没有虚肉的后背（据说是这个部位象征着民族的脊梁！），而且努力地要去拍出一点儿苍桑感来。一边拍，一边脑子里想着早些年四川画家罗中立的那幅油画《父亲》。其实此时他的父亲正坐在北京一座豪华的酒楼里揽红拥翠，胡吃海撮。     这种摄影不过是一种旅游观光客式的猎奇的过程。他们在这种“旅游”（他们称为是“搞创作”）的过程中，放松自己在喧哗嚣闹的都市生活中疲惫已久的身心。他只不过是在乡村生活中缓解了自己的问题，（他们称作是“净化了心灵”！）不过是在农民的脸上和那些由于生活的困苦与拮据过早衰老而带来的皱纹里，在农村孩子肮脏的小脸上和蓬乱的头发中，找到了他身居都市高楼居室中想象出来的东西。他在农民那些陌生的眼中看到了好奇和对他这个来自城市中人的敬和畏。他来到乡间，他的身分（城市人？记者？艺术家？）使他居高临下，使他不像在城市生活中有那种因平等而带来的失落感、紧张感和威胁感。相反，他作为一个有着特殊身分的身穿满是口袋的衣服，背着好几架奇形怪状的高级相机的城市人，他走在乡村之中只对别人构成一种威胁和征服。他因这种身分和征服而感到满足和优越。然后他以一种尽可能低的姿态来与农民“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当然不会同劳动，闲时还与房东家孩子玩一玩儿，让孩子摸一摸他的相机什么的。   岂不知，这正是他显示其威胁和优越感的方式。在农民的眼中，你永远是一个陌生人，手持一架古怪的相机对着他们咔嚓咔嚓地响着。他们不知道你在对他们干些什么，他们感到恐惧，但他们又不敢拒绝你的侵入，他们只能是茫然不知所措。他们知道你在做一些类似小偷的事情或者是傻瓜的事情。他们听不懂你的摄影艺术，他们也不想成为你的艺术中的一部分。他们如果允许你拍照的话，也不过是想通过你为他们拍下一张照片来然后等你回城后寄给他们，但他们不知道你永远不会寄给他们这张照片。他们在此生活、呼吸、生儿育女。他们纯朴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是纯朴的，你来表现他们什么样的纯朴？在他们的判断里，你不过是跑到这里拿走了几件他们的东西，然后回到城市里挂到屋中借此回忆你在乡村渡过的那些类似村长或者是大队支部书记的优越生活而已。     你来了，你拍了，你走了。而在这里生活着的人们本来自然平静地生活着，你干扰了他们一下，走时还顺手提走了几只吃完肉之后挂在屋檐下的牛头或者羊头。而你走后他们依然一如既往地活着。你解决的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安抚的是你自己的内心焦虑感。你表现的纯朴是你想象的东西，和这些生于斯长于斯，最终归结于斯的人们没有什么关系。你拍下的纯朴，不过是你拣来的旅游点的一块石头，一件纪念品，借以证实你到过那里，你关注过这些朴素的事物，并且向他们炫耀你的这种临幸式的到达。     你的这种对农民纯朴生活的向往，从骨子里就是装腔作势，因为你无论如何也不想在此生活下去，就像当年你上山下乡返城后成为了什么狗屁作家便将下乡的生活忆苦一般写成“伤痕文学”那样。你下乡生活于这穷困的村落时便感到痛不欲生，遍体伤痕，老大的不情愿；回到城里生活时你再看这种穷困时便成了你要用摄影去表现的什么“纯朴”，要不就拿出个“人文关怀”的架式。而真正的农民在你来之前就这么活着，在你走之后他们仍然世世代代地活下去，他们从来没有感受过什么伤痕，也从来没有感到自己纯朴过。作为摄影家的你只所以作如此想，是因为你从来就是一个以自己的利益得失进行价值判断的人，你从来没有超越个人而站在更高的境界中正视过别人的生存状况。所以你拍下的这些照片如同电视里、音乐台中每日在唱的那些伪民歌一样虚伪和令人作呕。如此而已。     另一种表现“纯朴”的摄影出自那些当年生活在农村的、后来当了兵、上了学、到城市中生活的人之手。他们以另外的一种姿态表现出另外的一种虚伪的纯朴情绪，借以回避他们那种固执的自卑感和永远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那种内心焦虑感。这些摄影家较能与乡村生活融为一体，这源于他出身的那种与乡村的血缘关系。但他真正作为一个农民时，他并未充分地感受到生活中有没有纯朴与自然，或者是感到这种纯朴自然好不好。他在乡村生活时感到的更多的是生活的馈乏、艰辛、劳顿、穷困、发愁、为老婆孩子、为老人、为盖房、纳税、生老病死无尽地愁苦。他渴望过城里人那种“不纯朴自然”的生活。而这些摄影家与前面我们说的那些摄影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显然是经受过农民生活的困苦而后离开乡村到城镇中吃商品粮生活的人。他们的整体生活境遇发生了一些改变，但他们进入城镇生活后，又迎来了新的问题，即他们除了通过发愤努力以求事业有成、以最终超越自身的卑微感之外，他们自以为他们重新发现了他们原来的那种乡村生活在精神上给他们一种人与外在环境和谐一体的感觉，而他们感到在城市中失去了这种令他们自信而且没有内在冲突的实在的感觉。     与那些到乡村去旅游观光的城市摄影家们相比，他们比较容易进入或者说深入乡村生活，但他们仍然无法获得像他们标榜的那种认同感。因为他们重新返回这种生活中来时，是以一个怀旧者回忆他往日时光的带有很强感慨和感伤的眼光来拍照片的。他像这些农民一样如此生活过，但他那时对这种生活没有任何的感觉，也没有思想过，更没有记录过。现在他已是一个有学问、有头脑、手中有相机的人了。他回来了，他现在是衣锦还乡，要把他以前经验过的生活通过现在这些农民的当下生活用手中的相机还原出来重现出来。这些生活既是他的往日时光的重现，是他的一种资本，同时也以一种怀旧的情绪和悲天悯人的姿态表现了他对往日生活的不平。他要做一个农民纯朴生活的发言者，因为他觉得他有资格来阐释这种生活，有理由去作为农民的代言人，替他们说话。   岂不知这种姿态也令人起疑。除了他无法以这种“关怀”的悲悯姿态深入农民的当下生活之外，他这种代言人的姿态已类似于掠夺。他拍下了他们的照片，并且是以一种合法合情的身分和方式得到了这些照片。这些照片会被发表，会成为这个摄影家的成就。因为他来自农民，对农民深有了解，而使他的照片较能深入农民的生活这一点也会成为评价他的摄影水准之高的一条重要标准。他最后其实是利用了自己这种源于农民的身分。他通过这一转换方式，使自己作为一个农民的出身的卑微的感觉转化为一种优势－－都市摄影家拍农民的纯朴拍不过他。他因此会获得一种平衡感和成就感，会处身于城市之中再也不发怵。他甚至还会因此而变得高傲而似乎有些深度。这种方式拍摄到的纯朴的影像极像是一个家贼的所为，他利用了他的身分和农民与乡村对他的不戒备而偷走或出卖了这种纯朴。他是唯一的获利者，他在拍取这些照片时已经与他拍摄的这些对象发生了不平等的关系。可他还在以一个与乡村生活达到认同的艺术家自居。其实他只不过索取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从最终的结果来说，他无助于也无益于他人的生活。

  我算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杂草吧。   即使已经冷到零度，还是是很坚强的穿着单薄的衣服陪joel逛西湖。题外话。 ——————————————————————————   我最初构思这个拍摄，打算用5*6英寸的画幅，将不需要的东西裁切，用形式来打破镜头固有的模式感。然后慢慢主题成型，以动态的和静态的对比，表现一种人们生存的状态——陷入困境中的挣扎。  1. 拍摄地点：某天上阿沙的课的时候，忽然发现我们的教室很适合做场景，光线充足，并且符合我要的“包豪斯式”工业化的感觉。  2.拍摄对象：零下的温度，估计没有人愿意受冻，而且沟通会很有难度，我的要求她不一定能表达。所以，自己上。  3. 拍摄者：陈平，爱好摄影的老朋友，一说请他代为操刀，二话不说就答应。请他还有点原因是他脾气好，有耐心，不然会被我的要求搞的烦死。因为我真的是每一张都要过目，连构图都事先用草图画好。  4.道具：丝网印刷的制版框——学校财产。好心的“罗”特地在周末来学校，直到我拍摄完毕归还，他才回去。感谢“罗”。我看中这个框子觉得它足够大，可以容纳我这个大个子。   正式开工已经近2点。布置花了些时间。陈平直呼他不想拍“糖水片（美女摄影）。”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唯一一点出入的是构图的问题。虽然事先有我的草图，但每个人拍摄的感觉都不一样，所以，刚开始的效果并不令我满意。最后，我们打成共识，使用三角架，固定拍摄。框子始终是一个实的物体，而人是虚的，在画面里主导的是框子。我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在框子周围行走，跑跳，甩头等等。为了能拍下连贯的动作，教室的窗帘全部拉上，在黑暗的场景里拍摄。只有一个频闪的小闪光灯，所以，陈平就成了闪光灯架，一手高举闪光灯，一手拿快门线，也怪辛苦的。终于在再三调整下，克难的拍摄方法成功了。   构图，还有怎么产生画面，是我主要考虑的问题。我的构图方式，陈平是不太习惯的，他觉得太另类。所以我们几乎在每一张拍摄完毕都要一起看效果，讨论如何改进构图，估计是因为我的霸道，所以他不得不屈服，使用我要求的构图。   有些摄影作品是必然状态下的偶然产生。我喜欢那些看起来很偶然的东西。为此，我们不得不一再重复拍摄，直到达到满意的效果。   喜欢盖.伯丁的作品，但没想到居然有一张超级象他的风格，我不是故意的。 —————————————————————————— 最近一段时间，很累。又忙又乱。 也只有在拍摄的时候，全身心的投入，我才找到快乐的感觉。 所以今天很开心。虽然很冷，还要把洗掉一身衣服（在满是铅笔灰的地上躺啊坐啊的）。  

  所谓的“摄影”，是以热情去捕捉生活中的影像。   引用已故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的一段评论:摄影提示我们，接受相机拍摄下来的事物是一种了解世界的方式，但这恰好与认识世界相对立，因为对世界的认识是从拒绝接受世界的表象开始的。产生认识的一切可能性都以说“不”的勇气和能力为根源。严格说来，照片是否真的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还很值得怀疑。仅仅“提供”某种现实的简单的事实，并不能使我们充分了解那一现实的真实情况。正如布莱希特所指出的那样，一张克鲁伯铸钢场的照片几乎不能说明任何事情。世界的真实情况并不体现在它的影像中，而是体现在它的运转过程中。世界是在时间背景中运转的，因此对世界的阐释需要时间。只有叙述才能使我们了解世界。   所谓摄影的叙述，首先不能缺少摄影的特质，失去摄影趣味的东西，再好也不属于摄影本身。其次才谈得上叙述。叙述是什么?如果仅从摄影内涵来探讨，最起码也是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捕捉。捕捉隐藏在表面后的真实，捕捉由许许多多运转环节构成的事物内核。真善美，是艺术的真谛，失去真的前提，美就失去了臂膀，作者的创作意图就无从实现。简单说，亚当斯可以复制，但布列松你复制不了，卡帕也复制不了。因为他们敢于并善于不受表面的诱惑，敢于并善于走向世界的深处，所以，才会抓住“惊人的一瞬”。

  早上很早起来，一向赖床的我惊人的居然自己清醒过来。没摄象机，所以约了浙江台的记者，请他来帮忙拍摄。并且和杭州抗癌协会商量好，获得了他们的支持，他们熟悉病患，并且得到病患的信任，所以，可以说服他们接受采访。  我并不是刻意只采访癌症病人，他们这样一群人，整日游走在死亡线上，对于死亡，他们比健康人要感受的多的多，在他们身上有一种令人折服的勇气。  04年双年展上，我看见一个影象作品，里面每个人都说一句话“我会死的”，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不相同，表情变化很微妙，当时看了特别触动。  我想表达的，是人对于生存的渴望。中国有太多的人，正因为太多，人命在许多人眼里不值钱。然而存在并不是忽视就可以否定的。从小我就在医院长大，看到太多面对死亡却依然坚强的活着的人，所以想拍那些重病患者。  他们的邻居是死亡，随时会来敲他们的门，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都与常人不同，每一天，都象是赚来的。生存不仅仅是他们一个人的问题，还关系到他的家庭。很多人，因为家庭缘故，放弃治疗，回家等死，有些人接受着痛苦的治疗，最后依然不能逃离死亡的命运，有人选择安乐死，安详的面对死亡，少数一部分人幸运的活下来，但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接受治疗。死亡，是一个太沉重的话题。  开始，我的设想是让每个人都说一句话“我想活下去”，但是妈妈对我说，那样太残忍，伤害他们脆弱的情感，会有很多人拒绝。而且，说这句话，是强迫每个人演戏，所以，演变为让他们说一句最想说的话。  采访的都是重病患者，很多人情绪不稳定，不少人，怒目相视，十分抗拒，这些都在我预料之内。意料之外的是，一个癌症病患的哭泣，当时他妻子就在身边，他说有什么好拍的，然后，就开始哭泣，那一瞬间，我真的很抱歉，因为我的出现，引起他对病痛和死亡的记忆，我不知道能说什么来安慰他。每个病患，我都和他们握手，表明这个是公益短片，不会用于商业用途，拍摄完毕，祝愿他们早日康复。还有部分病患，并不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所以我用词非常小心。感谢抗癌协会的朋友，如果不是他们还有医生的帮助，许多病人都不肯接受采访。还有许多可爱的病患，他们乐于接受采访，并且始终对病情保持着乐观。尤其有一个女人，她和他的父亲都是癌症患者，癌症复发4次，因为治疗，一度失去了全部头发，尽管如此，她还是很乐观，积极，父亲也一直鼓励着她，我们聊了很久，她说了许多，很真实，也很感人，她是一个勇敢的女人，我真诚的希望她能早日康复。  然而，面对摄象机，每个人都很紧张，很拘束，许多话都不是发自内心的，感觉有点官话，好象在演讲，另我很失望。但是这似乎又符合中国的现状，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模式。朋友说，如果你连对话都设计好了，那就更没意思了。

  对于摄影，我有太多的理想，出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技巧和对光影更完美的把握。  对于摄影，我很贪婪，有种说不清楚的迷恋，可能是太过于喜欢美丽的事物，造就了现在的我。有过一些不成熟的作品，也为一些所谓的知名服装公司拍摄过，但是心里总觉得底气不足，虚的很。我没有学过专业的摄影，甚至对于灯光的布置都只能摆一些最基础的光线，我凭的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感觉,还有就是对摄影的热情。  我喜欢手里拿着相机的感觉，每当模特在我面前摆造型，每当听到相机咔嚓的声音，每当别人看我的作品发出赞叹声时，我就有种很自豪的感觉，似乎自己也成了摄影大师。  但是每一次翻阅我过去的摄影，我就有种失败感，觉得自己好象失去了对摄影的灵性。  商业摄影，其实是对摄影的一种变相揆杀，尤其是当客户的要求和你的创意冲突的时候，你只能无条件的接受顾客的意见。比如说，对服装颜色的控制和要求，顾客为了追求颜色准确性，甚至会拿那些衣服的面料样片给你，要求把照片里的服装颜色和面料颜色，尽量接近。这样，就很大程度的限制了摄影师的发挥，尤其是摄影，对光线要求简直就是一门苛刻到极致的艺术，这样的限制，是致命的，在考虑环境色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使光线对服装的还原度更高。这个时候的我，最痛苦。我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无法在追求理想效果的同时，保持服装颜色的准确性。说服顾客接受你的创意？很难，几乎是不可能，在上海，他有很多的选择，我不是BOSS，我不能决定接拍什么样的单子，BOSS就是只要钱不要命的人，我只能极其委婉的和顾客讨论，是否可以接受服装颜色的改变？答案基本是不行。  这样呆板的东西，拍的越多，我的感觉就越来越差。  我考虑了很久，终于决定还是要出国进修。只有当自身的能力提高了，才能应付顾客的各种要求，而且当我的感觉越来越缺乏的时候，我知道只有通过专业的学习，才能令我在摄影这条路上走的更远。我不希望我对摄影的灵感只是昙花一现，要保住她，只能放弃眼前的一些东西。比如摄影圈子，现在还有一些口碑还认识一些人，两年后我回来，这个变化多端的圈子是否还有我一席容身地？我真的不知道！又或者我现在拍摄的路子能被人接受，等回来以后，可能别人反而不能欣赏你太有个性的东西了。两年能改变的东西有很多，不仅仅是我。  有个朋友说的很经典：“等你两年后很心高的回来了，发觉身边的甲方就这水平，你做的再好人家也 不欣赏甚至看不懂，那咋办呢？”我会牢牢记住这句话的，谢谢阿亮，你提醒了我。我会努力在商业和艺术之间寻求平衡点的。  想起以前那些日子。第一次斗胆跑去摄影师那里说：“我给你免费做一个月，虽然我什么都不懂，但 是我会很努力的学习，如果一个月后你不满意，我不再烦你，要是满意，让我继续做，你就得付我工资。”估计BOSS那时候，被我这个莽撞的姑娘给逗乐了。于是我成了临时小助理，也是上海少而又少的女助理，BOSS不刁难我，但是也不会因为我是女生就对我客气，他说，你来我这里就得和男人一样吃苦。于是，上海街头又出现这样一个场景，一个高个儿女孩，背着沉重的摄影包，手里拎着巨大的器材箱，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男助理背30斤，我背20斤，很沉，但是我不能喊累，因为我要证明，男人能做的，我也能。顶着8月里火辣辣的大太阳，冒着2月海边呼啸的冷风，靠着菲薄的工资，我干的很辛苦，但是心里很充实。因为心里有一个美好的梦想。  他们说我是理想主义者，好吧，我承认。理想主义者总是容易遇到问题，因为现实毕竟和理想是有差距的。  作为一个女性摄影工作者，客户首先对你的能力就会有质疑，其次，一般女摄影师的收入比同等的男摄影师要低的多，没有原因，要争取客户，女性只能减低收费标准。再有就是，很多客户看中的不是你的能力，而是你能给他多少回扣，他能获利多少。再有就是客户以男性居多，我BOSS的很多客户都是喝酒谈下来的。这些，都不是我能做到的。  可能想出国，也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吧。  还有就是觉得出国，尤其是去国外的顶级大学进修，是对自己能力的认可，毕竟拿到一张录取通知是有难度的，说到这里，觉得自己还真是个不实惠的人–花钱出去找罪受。      我最爱的是LESS的那套服装摄影，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独立拍摄服装，因为香港老板的抠门，给予了我一次摄影的机会。用的是我的D70（数码准专业单反相机），24-120长焦镜头，不太好的装备，甚至不能外接闪光灯。就是用这样一台机器，拍摄的技巧也过于单一，呆板，却还是做出了另挑剔的香港老板满意的作品。他对公司的主摄影师同时也是BOSS说，这个小姑娘不错，有灵气，要好好培养！就是他这样一句话，让我以后有机会由小小的摄影助理成为主拍。我感谢他给予我的机会。如果不是他要求低成本，甚至与模特费用都舍不得出，借了逸飞公司的模特，连场地都用自己公司的仓库，我就不会有机会拍摄了。当时我BOSS的意思是，随便给他拍拍。拍完了以后，我发现噪点很大，问题出在光线和相机本身的性能，当时真的很着急，因为已经不可能有第2次机会给我补拍了，时间也很赶。在看了一家外国公司的服装样册后，忽然茅塞顿开，人家本身画质好的都做成噪点效果，我何不利用现成的噪点做效果呢？后来我就做成了这本样册。  估计很多看的人都以为那些噪点是我后期添加的，其实是我的拍摄中的差错，我利用了一点小聪明，掩盖了失误。但是对于这点，不仅仅是我的经验不足造成的，还有的原因就是急功近利，导致了那么大的差错。在以后的拍摄中，我都会先测光，用数码拍摄后，到电脑上看效果，再对光线布置加以调整，最后才用胶片机拍摄，虽然花费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效果怎么样心里有概念。   下面就发LESS的部分照片